明代国家织造局,贴里的一种,专织一种飞鱼形衣料,也就是云锦中的妆花罗、妆花纱、妆花绢,有“青织金妆花飞鱼过肩罗”、“青织金妆花飞鱼绢”、“大红妆花飞鱼补罗”、“大红织金飞鱼补罗”、“大红织金飞鱼通袖罗”、“大红织金飞鱼补纱”,系作不成形龙样,名“飞鱼服” 飞鱼服是补色为飞鱼的袍服,飞鱼并不是所说的那种海鱼,而是一种近似龙首、鱼身、有翼的虚构形象 飞鱼类蟒,亦有二角 所谓飞鱼纹,是作蟒形而加鱼鳍鱼尾为稍异,非真作飞鱼形 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:“龙鱼陵居在其北,状如狸(或曰龙鱼似狸一角,作鲤) ”因能飞,所以一名飞鱼,头如龙,鱼身一角,服式为衣分上下二截相连,下有分幅,二旁有襞积 飞鱼的神性是"眼之不畏雷" ,飞鱼与雷神存在着某种联系,它具有雷神的神性和神力 飞鱼服是次于蟒袍的一种隆重服饰 至正德间,如武弁自参(将)游(击)以上,都得飞鱼服 嘉靖、隆庆间,这种服饰也送及六部大臣及出镇视师大帅等,有赏赐而服者 质孙服,又称只孙、济逊,汉语译作一色衣、一色服,明朝称曳撒、一撒 “质孙” 是蒙古语“华丽”的音译 质孙服的形制是上衣连下裳,衣式较紧窄且下裳亦较短,在腰间作无数的襞积,并在其衣的肩背间贯以大珠 [1] 质孙服原为军服(戎服),便于骑射,后转为元朝内廷大宴时的官服,勋戚大臣、近侍获得赏赐即可穿着,乐工、卫士亦可穿着 天子质孙冬服十一等,夏服十五等,其他百官的质孙服则夏服有十四款定色、冬服分九等定色 [1] 明朝时期,内臣、外廷都有穿着,并且和原本的汉服特点进行融合,开创其他形式,如:麒麟服、飞鱼服 因服装的纹饰,都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,本不在品官服制度之内,而是明朝内使监宦官、锦衣卫、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 获得这类赐服被认为是极大的荣宠 飞鱼服是仅次于蟒服的一种隆重服饰 (参见《明史·舆服志三》)明中期公务员制服的视觉识别体系缺少把控,有的人专门把飞鱼服穿得像蟒袍,于是朝廷严厉控制了百八年,至明末奢华之风又起,逐渐背离了中期简洁大方的审美 《大政记》永乐以后,宦官在帝左右,必蟒服,制如曳撒,绣蟒于左右,系以鸾带,此燕闲之服也 次则飞鱼,惟入侍用之 《明史·舆服志》:天顺二年,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、飞鱼、斗牛、大鹏、像生狮子、四宝相花、大西番莲、大云花样,并玄、黄、紫及玄色、黑、绿、柳黄、姜黄、明黄诸色 《明史·舆服志》:弘治十三年奏定,公、侯、伯、文武大臣及镇守、守备,违例奏请蟒衣、飞鱼衣服者,科道纠劾,治以重罪 《明史·舆服志》:弘治十七年,谕阁臣刘健曰:“内臣僭妄尤多 ”因言服色所宜禁,曰:“蟒、龙、飞鱼、斗牛,本在所禁,不合私织 间有赐者,或久而敝,不宜辄自织用 玄、黄、紫、皂乃属正禁,即柳黄、明黄、姜黄诸色,亦应禁之 ”孝宗加意钳束,故申饬者再,然内官骄姿已久,积习相沿,不能止也 《明史·舆服志》:正德十三年,“赐群臣大红贮丝罗纱各一 其服色,一品蟒,二品飞鱼,三品斗牛,四、五品麒麟,六、七品虎、彪;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;惟部曹五品下不与 《明史·舆服志》:正德十六年,世宗登极诏云:“近来冒滥玉带,蟒龙、飞鱼、斗牛服色,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,今俱不许 武职卑官僭用公、侯服色者,亦禁绝之 ”《明史·舆服志》:嘉靖八年,其视牲、朝日夕月、耕藉、祭历代帝王,独锦衣卫堂上官,大红蟒衣,飞鱼,乌纱帽,鸾带,佩绣春刀 祭太庙、社稷,则大红便服 《明史·舆服志》:“嘉靖十六年,群臣朝于驻跸所,兵部尚书张瓒服蟒 帝怒,谕阁臣夏言曰:“尚书二品,何自服蟒 ”言对曰:“瓒所服,乃钦赐飞鱼服,鲜明类蟒耳 ”帝曰:“飞鱼何组两角 其严禁之 ”于是礼部奏定,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、飞鱼、斗牛、违禁华异服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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