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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书的作用既有如许之大，那就非修不可了。在诏中他还提出可依修五代史故事， “若少学土，亦量事追取”。
故《晋书》也有宰相监修与亦分亦合的制度，不过修史学士比前增多。随之，唐太宗任命太子太傅房玄龄、黄门侍郎褚遂良、中书侍郎许敬宗三人为监修。“凡例皆(敬)播所发”,然而它没有流传下来。
唐太宗还物色令狐德菜、李淳风、李义府、李延寿等十八人分工修撰。“采正典与旧说数十余部，兼引伪史十六国书”。可见，《晋书》有两大资料来源，一为“正典”;二为“旧说”。
当时“正典”称于时者，首推东晋干宝撰的《晋纪》, “其书简略，直而能婉，咸称良书”。此外，还有刘宋时何法盛所撰《晋中兴书》。与南朝齐隐士、臧荣绪“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”,内容较为详备。上述诸史都有可取之处，尤以臧修两晋史最负时望。故修史诸公以臧撰《晋书》为主，参酌渚家，兼采“旧说”。所谓“旧说”,即指笔记小说之类的稗官野史。正史如能审慎地酌用适量野史，可使史文生动。然而，《晋书》甚至连干宝的《搜神记》,托名陶渊明撰的《搜神后记》等志怪传闻也予以入传，不免贻笑于人。由于《晋书》史料丰富，撰家众多，进展较快，仅历时两年多就成书了，计有帝纪十卷，志三十卷，列传七十卷，载记三十卷，共一百三十卷。